第1004章 工部造尺

1004 章：工部造尺（至元四十六年春虎形量天尺形制设计与汉地草原元素融合）（至元四十六年春正月廿六?中都工部工坊 / 工部档案房 / 耶律楚材书房 / 中都北境林场）

工部尚书王显在工坊召集 “汉匠、草原铜工、档案吏”，铺开《量天尺设计任务书》—— 萧虎定策后，“量天尺” 已非单纯丈量工具，而是 “元廷统御草原的治世信物”：需兼顾汉地 “精准度量” 的实务属性，与草原 “纹饰认权威” 的文化认知，让汉官用得顺手、草原部落看得认同。这场设计，从一开始便承载着 “工具功能” 与 “治理象征” 的双重使命。

王显率先提及前番草原丈量的困境 —— 至元四十五年秋，元廷派草原吏员用 “部落旧木尺” 核查马群，因 “旧尺无统一标准（每部一尺长短不一）”，阿里不哥部借机 “将三尺报作两尺”，隐瞒超限马群千匹。他取来那把旧木尺，尺身开裂、刻度模糊，“你们看，这般混乱的量器，怎能查清草场？此次造尺，首要是‘统一标准’，汉地官尺的精度，必须用上。” 汉匠李泉（江南木作世家，曾造平江府官尺）点头：“汉地官尺每尺合三十一寸六分八厘，误差不超一分，用这标准，诸王再难瞒报。”

耶律楚材派弟子赵良弼送来《草原纹饰参考图》，图上标注 “虎首、牧草、哈达” 等草原常见纹饰，附言 “量天尺需有元廷标识，让部落见尺如见中央”。王显指着图中虎首：“萧将军常以虎为治世象征，尺首雕虎首，既显元廷威严，又合草原‘敬力’传统；再刻‘萧’字，代表将军亲验，诸王不敢轻慢。” 草原铜工帖木格（弘吉剌部铜匠，擅长雕草原纹饰）补充：“草原人认纹饰不认字，虎首要雕得凶，让部落见了便知是‘大朝（元廷）之物’。”

李衡派来的汉官代表周彬，带来 “汉官草原实操反馈”—— 汉官习惯 “按刻度算距离”，草原吏员则 “凭纹饰记位置”。王显据此定 “双面设计”：正面刻汉地刻度（从一寸到一丈，每寸标汉文），背面刻草原纹饰（每三里刻一丛牧草，对应 “可养马一匹”），“汉官看正面算尺寸，草原吏员看背面认段落，两不耽误。” 周彬道：“如此一来，丈量时无需反复翻译，效率能提一倍。”

北境林场主事张木送来三种木材样本 —— 榆木、松木、桦木。王显让工匠们做 “耐候测试”：将三种木材置于 “零下十度的冰窖” 一日，松木开裂、桦木变形，唯有榆木 “纹理紧实，无丝毫损坏”。张木解释：“北境榆木生长慢，木质坚硬，还耐虫蛀，草原冬季寒冷、夏季干燥，唯有此木能经得住。” 李泉用指甲划榆木样本，仅留下浅痕：“就用榆木，做出来的尺身扎实，能用十年以上。”

王显最终选定 “三十名汉匠 + 十名草原铜工” 的团队 —— 汉匠选 “有官尺打造经验者”，如李泉（造过二十副江南官尺）、王石（擅长刻度刻画）；草原铜工选 “懂纹饰寓意者”，如帖木格（曾为弘吉剌部领主雕过虎首佩饰）、博尔济（会用草原铜料嵌纹饰）。他强调：“汉匠保精度，铜工保纹饰，缺了哪方都不行；往后每日辰时开工，酉时议事，有分歧当场解决。” 工匠们齐声应诺，工坊内的锯木声、敲铜声，当日便响了起来。

虎形量天尺的形制基础，源于元代汉地成熟的 “官尺体系”，但非简单照搬 —— 工部团队针对草原 “无平整地面、多风多尘” 的环境，对尺身长度、刻度间距、握感设计做了针对性改良，让汉地的 “精准” 与草原的 “实用” 完美结合。

李泉取来 “至元四十年工部造官尺”，尺身榆木所制，长一尺（三十一寸六分八厘），正面刻 “工部监造” 四字，背面刻刻度，每寸之间有 “分” 的细痕。他对工匠们道：“量天尺要量三里草场，需一丈长（十尺），才能少些丈量次数；刻度按官尺标准，每寸刻汉文‘一’‘二’……，每尺刻‘壹尺’‘贰尺’，清晰易认。” 王石补充：“刻刻度要用‘细凿’，每痕深半分，既防磨损，又能看清 —— 江南官尺用这方法，十年刻度仍清晰。”

帖木格提出疑虑：“一丈长的尺，草原多风，单手难握，易晃错刻度。” 李泉当场演示：取来一丈长的榆木坯，双手握尺两端，“其实可双手持尺，前端抵界碑，后端用石灰做标记，比短尺少挪九次，反而快；再在尺身中间刻‘握痕’（凹进去一寸），双手握在这里，稳得很。” 他让工匠们试握，帖木格握后点头：“这般设计，确不晃了，还省力。” 王显遂定 “尺长一丈、中间设握痕” 的规格。

针对草原 “光线强（夏季日照足）、多沙尘” 的环境，李泉建议 “刻度内填墨”—— 用 “松烟墨混合桐油”，填入刻度凹槽，“墨油渗入木缝，不怕沙尘磨掉，阳光再强也能看清刻度”。他取来一小块榆木，刻上一寸刻度，填墨后用布擦拭，刻度仍黑亮清晰。王显道：“就这么办，还要在每三尺处刻‘叁尺’大字，用红漆填，对应‘可养马一匹’，汉官一眼便知该在哪做标记。”

张木提醒 “草原多碎石，尺身易磕碰”，李泉便设计 “尺首尺尾包铜”—— 用帖木格带来的草原黄铜，打造 “一寸长的铜套”，套在尺首尺尾，“铜套比木头硬，磕碰时先伤铜，不伤尺身刻度”。帖木格补充：“铜套上可雕‘小牧草纹’，既防损，又好看，草原人见了也亲切。” 王显赞同：“细节处见用心，铜套纹饰要浅，别抢了尺首虎首的风头。”

为避免 “长途运输后尺身变形”，李泉在尺身内部 “嵌细铜丝”—— 从尺首到尺尾，沿刻度线嵌一根细铜丝，“铜丝热胀冷缩系数与榆木相近，若尺身变形，铜丝会凸起，一眼便能看出，可及时校准”。他取来一段嵌铜丝的木尺，用火烤后，铜丝果然微凸，“这般设计，汉官在草原可自行检查尺的精度，不用每次都回中都校准”。王显赞道：“李匠师考虑周全，这铜丝，便是量天尺的‘良心线’。”

草原纹饰的选择，绝非单纯装饰 —— 工部团队筛选的 “虎首、牧草、铜嵌” 等元素，既贴合草原部落的文化认知（虎为力量、牧草为生计），又承担着 “标识功能段落、强化元廷权威” 的实用作用，让纹饰成为 “会说话的治理符号”。

帖木格主导虎首雕刻设计，他带来 “弘吉剌部虎首佩饰” 作参考，佩饰上的虎首 “目圆、牙露、耳立”，是草原人眼中 “百兽之王” 的模样。“虎首要雕得大，占尺首三寸空间，耳朵要立起来，眼睛用黄铜嵌，夜里反光，更显凶；嘴巴衔‘量’字玉坠，玉坠用和田玉，草原人认玉，知是贵重之物。” 他用炭笔在木坯上画草图，虎首怒目圆睁，王显看后道：“就按这图雕，要让诸王见了虎首，便知这尺是元廷所造，不敢私改刻度。”

赵良弼带来耶律楚材的建议：“每三里刻一丛牧草，对应‘可养马一匹’，让草原吏员‘见草便知养马数’。” 帖木格据此设计 “三叶草纹”—— 每丛牧草刻三叶，叶尖朝尺尾，“草原人看惯了牧草，三叶好认，不会与其他纹饰混；每丛间距三尺，正好对应‘三里草场’。” 李泉补充：“牧草纹刻在背面，与正面‘三尺’刻度对齐，汉官算到三尺，草原吏员便指牧草纹，双方一看便懂。” 工匠们试刻一丛，三叶片脉清晰，果然醒目。

帖木格擅长 “草原铜嵌法”—— 将黄铜熔化后，倒入刻好的纹饰凹槽，冷却后打磨平整，比汉地 “漆绘” 更耐磨损。他演示给汉匠看：先在木坯上刻好虎首凹槽，倒入熔化的黄铜（温度控制在一千度，避免烧黑木坯），待铜冷却后，用细砂打磨，虎首瞬间 “立体发亮”。李泉叹道：“这般工艺，比汉地漆绘耐用，草原风沙大，铜嵌纹饰能保十年不褪。” 王显遂定 “虎首、牧草纹均用铜嵌”，铜料从草原弘吉剌部调运，确保 “纹饰色质与草原器物一致”。

哈达纹的隐性认同设计：帖木格提议在 “尺身两侧刻浅哈达纹”—— 哈达是草原 “礼敬” 的象征，刻浅纹既不影响握感，又能让部落 “见纹知礼”。“哈达纹刻一寸长，每寸刻一道，像给尺系了哈达，草原人见了会觉得‘大朝懂咱们的规矩’，配合度会高些。” 王显让他试刻，浅纹若隐若现，握在手中毫无硌感，“这是巧思，既显尊重，又不张扬，就这么定。”

王显请帖木儿派来的博尔济长老 “验看纹饰草图”，长老见虎首便道：“这是‘大朝虎’，草原人见了会敬畏；牧草纹是咱们的生计，刻在尺上，说明大朝懂草原；哈达纹显尊重，好！” 他还建议 “虎首眼窝填黑石”，“黑石在草原是‘神石’，填在虎眼，更显神圣。” 王显采纳，让帖木格找来北境黑石，嵌在虎首眼窝，果然比黄铜更显威严。这场验证，让纹饰设计既合文化传统，又获部落认同。

汉匠精于 “形制精准、刻度细作”，草原铜工长于 “纹饰生动、工艺耐候”，初遇时因 “技艺习惯不同” 多有分歧，但在 “造好量天尺” 的共同目标下，双方逐渐磨合出 “汉匠定形、铜工饰纹、协同核验” 的协作模式，让汉地技艺与草原工艺真正融为一体。

工匠们首次协作试刻 —— 李泉按汉地技法，用 “直角尺” 画刻度线，线条笔直却显生硬；帖木格按草原手法，雕虎首时 “凭感觉下刀”，虎首比例失衡。李泉皱眉：“刻度线要直，不然量不准；” 帖木格也不服：“虎首要活，太规整像木头疙瘩。” 王显见状，让两人 “互换操作”：李泉雕虎首，帖木格画刻度，结果李泉雕的虎首 “呆板”，帖木格画的刻度 “歪斜”。两人相视一笑，才知 “各有专长，需互相配合”。

李泉定 “先定尺形、再刻纹饰” 的流程 —— 汉匠先将榆木坯 “锯成一丈长、三寸宽、一寸厚”，打磨光滑后，用直角尺画好刻度线；再由草原铜工 “按线刻纹饰”，确保纹饰不遮挡刻度。试造第一把尺时，帖木格雕牧草纹时 “偏了半寸”，遮住了 “三尺” 刻度，李泉便教他 “用‘对针法’—— 在刻度线两端扎针，拉棉线对齐，再沿棉线刻纹饰”。帖木格学会后，后续雕刻 “分毫不差”，他道：“汉匠的法子准，草原的手法活，合在一起才好。”

汉匠不熟悉 “铜嵌火候”，常把木坯烧黑；草原铜工不懂 “刻度深度”，常刻得过深导致尺身开裂。王显遂定 “分工核验”：帖木格教汉匠 “铜嵌火候控制”（黄铜熔化后，待表面起白霜再倒），李泉教铜工 “刻度深度标准”（半分深，用 “深度尺” 比对）。汉匠王石按帖木格的法子嵌铜，果然不烧黑木坯；帖木格按李泉的标准刻刻度，尺身也不再开裂。王石感慨：“草原铜工的火候手艺，咱们学不来；咱们的刻度标准，他们也得学，缺了谁都不行。”

工匠团队中，汉匠多不懂蒙古语，草原铜工多不懂汉文，初时靠 “手势比划” 沟通。王显便让赵良弼 “每日晨教半个时辰双语”：教汉匠说 “虎首”（巴图）、“牧草”（努图克），教铜工认 “一寸”“一尺” 的汉文。十日过后，李泉能对帖木格说 “巴图要雕大些”，帖木格也能指着刻度说 “一尺刻深些”。协作时，汉匠画好刻度，铜工便知 “对应位置雕牧草纹”；铜工嵌好虎首铜，汉匠便知 “打磨时避开虎眼黑石”，默契渐生。

王显将 “汉匠定形、铜工饰纹、每日核验” 的模式写入《工部造尺流程》，规定 “每把尺需经‘汉匠验形、铜工验纹、主事验总’三关”：李泉验尺身是否 “直、平、厚均达标”，帖木格验纹饰是否 “生动、对齐”，王显最后验 “整体是否合设计要求”。第一把合格尺造好时，李泉与帖木格共同在尺尾刻 “李帖合造” 四字，“这把尺，是咱们一起造的，要留个纪念。” 王显见了，笑道：“这便是‘汉草合璧’的好兆头。”

量天尺的细节设计，藏着无数 “治世巧思”—— 尺首的虎首角度、尺身的握痕深度、尺尾的收尾纹饰，每一处都兼顾 “实用顺手” 与 “象征认同”，让这把一丈长的木尺，既经得起草原风沙的考验，又能成为元廷治理的 “无声使者”。

最初雕的虎首 “向前凸”，汉官握尺时 “虎口硌手”。李泉便建议 “虎首向后仰三十度”，既保持威严，又不硌手。帖木格按此调整，雕好后让周彬试握，周彬道：“这般角度正好，握久了也不酸。” 王显还让工匠 “将虎首边缘磨圆”，用细砂反复打磨，“草原多风沙，棱角锋利易划伤手，磨圆了更安全。” 试握时，虎首虽凶，却手感温润，毫无硌涩。

初设的握痕 “深半寸”，汉官反馈 “握得太紧，久了手麻”。李泉便改 “深三分”，宽度与成人掌心适配，“既能稳住尺身，又不费力”；还在握痕处 “刻浅纹”（类似汉地防滑纹），防止 “手心出汗打滑”。草原吏员巴图试握后道：“比没握痕时稳多了，骑马丈量时也不怕尺掉了。” 王显让工匠 “每把尺的握痕都用‘握痕样板’比对”，确保深浅一致。

为避免 “正面刻度与背面纹饰错位”，李泉设计 “双线对齐法”—— 在尺身两端钻小孔，穿棉线拉直，正面按棉线刻刻度，背面按棉线刻纹饰。试造时，正面 “三尺” 刻度与背面 “三叶草纹” 分毫不差，周彬道：“汉官算到三尺，草原吏员一看背面牧草纹，便知‘可养马一匹’，不用再解释。” 王显还规定 “每刻完一尺，都要用棉线核对一次”，确保对齐精度。

尺尾最初无纹饰，显得突兀。帖木格提议 “刻半朵哈达纹”，“哈达半朵代表‘未完待续’，寓意草原治理还需努力，也显谦逊。” 王显还让工匠在尺尾刻 “至元四十六年工部造” 汉文与蒙古文，“既记造尺年份，又显官方身份”。李泉补充：“在蒙古文旁刻‘验’字，代表经工部核验合格，诸王若质疑尺的真伪，一看‘验’字便知。”

草原多沙尘，刻度与纹饰凹槽易积尘，影响读数。李泉便让工匠 “在尺身涂一层‘桐油蜡’”—— 将桐油熬煮后加蜂蜡，均匀涂在尺身，“既防沙尘渗入，又易清洁，用布一擦便净”。帖木格还在 “虎首铜嵌处涂草原‘羊油’”，“羊油能防铜生锈，草原人也常用这法子保养铜器。” 处理后的尺身，虽经沙尘模拟测试（用干沙撒在尺上），刻度仍清晰，一擦便净。

虎形量天尺的每一处设计，都藏着元廷的治理意图 —— 虎首代表萧虎的治世权威，双语刻度代表中央与草原的治理协同，“三里一牧草” 代表 “按需分配草场” 的治世理念。这把尺，早已超越 “丈量工具” 的范畴，成为元廷向草原传递 “统一、公平、权威” 的治世信物。

王显在尺首虎首下方刻 “萧” 字，字体为 “隶书”，刚劲有力，“萧将军是元廷治世核心，刻‘萧’字，代表将军亲验，诸王见字便知‘这尺是将军认可的’，不敢违抗丈量。” 耶律楚材得知后，派赵良弼送来 “萧虎手书‘量’字”，让工匠刻在虎首口中玉坠上，“将军手书更显权威，草原部落见了，便知丈量是将军之意，不是汉官私为。” 帖木格雕玉坠时，特意将 “量” 字雕得突出，“让部落一眼便看到将军手书。”

正面汉文刻度（一寸、一尺）代表 “汉地治理规范”，背面蒙古文标识（每三里刻 “阿里玛”，意为 “马”）代表 “草原认知习惯”，王显道：“双语不是‘迁就’，是‘协同’—— 元廷治草原，既要用汉地的精准，也要懂草原的习惯，这尺便是‘协同治理’的样子。” 周彬补充：“汉官用汉文算尺寸，草原吏员用蒙古文讲给部落听，双方都不别扭，丈量才能顺利。”

每三里刻一丛牧草，对应 “可养马一匹”，王显解释：“这是告诉草原部落，元廷限牧不是‘夺马’，是‘按草场承载力分配’，每匹马可占三里草场，诸王不多占，中小部落也有份，这便是‘公平’。” 博尔济长老向部落宣讲时，指着牧草纹道：“大朝（元廷）按草给马，咱们有多少草，便养多少马，不会再因争草打架了。” 这种 “可视化公平”，让部落对限牧政策多了几分认同。

虎首、牧草纹均用黄铜嵌制，玉坠用和田玉，黑石用北境神石，这些材料在草原 “价值不菲”。王显道：“这般用料，是让草原部落知‘元廷有财力、有诚意’—— 不是用粗制滥造的东西糊弄他们，而是真心想把草原治理好。” 帖木格对部落同胞道：“黄铜在草原能换十只羊，和田玉更是少见，大朝肯用这般好料造尺，可见重视咱们。”

王显请萧虎为尺命名，萧虎提笔写 “量天尺” 三字，释曰：“量的是草场，更是‘天道’—— 天道便是‘公平分配、不欺弱小’，元廷用这尺，便是按天道治草原。” 耶律楚材还在《量天尺记》中写道：“天有常道，地有常形，量天尺者，量地合天道，治草顺民心也。” 这一命名，让量天尺从 “器物” 升华为 “元廷顺天治世” 的象征，汉官带尺入草原，便似带着 “天道公平” 的使命。

第一把量天尺的试造，并非一帆风顺 —— 刻度模糊、虎首歪斜、铜嵌脱落等问题接踵而至，但工部团队 “发现问题便改，改完再试”，历经三次试造、两次大调，终于拿出 “精度达标、纹饰生动、手感适配” 的定型版本，为后续批量生产奠定基础。

正月卅，工匠们启动首件试造 —— 汉匠锯木、打磨、画刻度，草原铜工雕纹饰、嵌铜、磨虎首，耗时一日完成。但验收时发现三大问题：一是刻度填墨 “渗入木缝不均”，部分刻度仍模糊；二是虎首铜嵌 “火候不足”，边角有缝隙；三是尺身 “微微弯曲”，量长时误差超二分。王显将问题记在《试造问题册》上，“今日发现的问题，都是明日改进的方向，别气馁，咱们改了再试。”

针对 “填墨不均”，李泉尝试三种方法：一是 “先涂桐油再填墨”（桐油封闭木缝，墨不易渗入）；二是 “填墨后用竹片刮平”（去除多余墨，避免堆积）；三是 “晾干后再涂一层薄蜡”（防墨磨损）。试过后，第二种方法效果最好 —— 填墨后用竹片沿刻度刮过，墨只留在凹槽内，晾干后清晰醒目。王显让工匠们 “每刻完一寸，便立刻填墨刮平”，后续试造的刻度，再无模糊问题。

针对 “铜嵌脱落”，帖木格改进 “铜嵌流程”：一是 “扩大纹饰凹槽深度”（从半分加深到一分），让铜料嵌入更牢；二是 “在凹槽底部刻‘倒刺纹’”（铜料冷却后卡在倒刺中，不易脱落）；三是 “铜嵌后用小锤轻敲加固”（让铜料与木缝更贴合）。第二次试造时，虎首铜嵌经 “摔落测试”（从三尺高摔下），仍无脱落，帖木格道：“这般加固，草原人骑马颠簸，铜也不会掉。”

针对 “尺身弯曲”，张木提出 “木材预处理” 方案 —— 将榆木坯 “先在水中浸泡三日，再晾干七日”，利用 “水浸脱脂、晾干定型” 的原理，减少后续弯曲。李泉还在尺身内部 “嵌两根细铜丝”（沿尺身两侧，比中间铜丝粗一倍），“铜丝有刚性，可拉住尺身，防止弯曲”。第二次试造的尺身，经 “冰窖冷冻、烈日暴晒” 测试，仍笔直如初，误差控制在一分内。

二次试造完成，验收时仅发现 “虎首眼窝黑石‘太小’，不够醒目”。帖木格便将黑石 “从黄豆大换为蚕豆大”，嵌入后用细铜丝固定（防脱落），再打磨光滑。萧虎派来的使者现场核验，量三尺草场时误差仅一分，握感舒适，虎首威严，使者赞道：“这般尺子，汉官用得顺手，草原部落也会认，将军定会满意。” 王显当即定 “此为定型版本”，后续批量生产均按此标准。

为确保每一把量天尺 “精度一致、纹饰统一、质量可靠”，王显建立 “三验三查” 的质量管控体系 —— 从木材、铜料等原材料入库，到锯木、雕刻等工序加工，再到成品验收，每一步都有专人负责、专人核验，杜绝 “残次品流入草原”。

北境林场送来的榆木，需经 “三验”：一是 “看纹理”（选 “直纹、无节” 的木材，节疤多易开裂）；二是 “测硬度”（用指甲划，无深痕者合格）；三是 “查湿度”（用 “湿度计” 测，含水率低于十五者合格），由张木负责验收，不合格的榆木 “退回林场，不予入库”。草原送来的黄铜，需 “测纯度”（用炭火熔化，看杂质多少），由帖木格负责，纯度不足的黄铜 “重新冶炼”，确保铜嵌质量。

王显将造尺分为 “锯木、打磨、画刻度、雕纹饰、嵌铜、填墨、涂蜡” 七道工序，每道工序设 “工序长”，完工后需 “签字确认”，再交下一道工序。如锯木工序由李泉负责，每根榆木坯需 “长一丈、宽三寸、厚一寸”，误差超一分便 “返工”；雕纹饰工序由帖木格负责，虎首比例 “眼占一寸、嘴占半寸”，不符者 “重新雕刻”。工序长若 “放过残次品”，与工匠同罚（扣粮票）。

成品尺需经 “汉匠验精度、铜工验纹饰、主事验整体” 三级核验：李泉用 “标准木杆”（三丈长，误差不超一分）量成品尺，确保 “每尺误差不超一分”；帖木格检查虎首 “是否威严、牧草纹是否对齐、铜嵌是否牢固”；王显最后检查 “整体手感、标识是否完整、有无磕碰”，三级均合格，才在尺尾刻 “验” 字，否则 “退回返工”。二月初五，首批二十把成品尺验收，仅一把因 “虎首歪斜” 返工，合格率达九成五。

对 “刻度误差超二分、铜嵌脱落、尺身弯曲” 的不合格品，王显定 “分类处理”：可修复的（如刻度模糊、小处磕碰），由原工序工匠 “限期修复”，修复后重新验收；不可修复的（如尺身开裂、虎首断裂），“拆解回收”—— 榆木可做 “校准木杆”，铜料可重新熔化嵌新尺，黑石、玉坠可 “取下再用”，避免浪费。帖木格道：“草原铜料难得，能回收便回收，不能让好材料浪费。”

每把量天尺都有 “质量档案”，记录 “原材料来源（如榆木来自北境林场第几批）、工序工匠（如锯木李泉、雕纹帖木格）、验收时间、验收人”，档案由工部档案吏保管，“若日后草原反馈尺有问题，可查档案追责”。王显道：“质量档案不是‘形式’，是‘责任状’，让每个工匠都知‘造尺要负责到底’。” 这种 “全程留痕” 的管控，让工匠们不敢懈怠，质量始终稳定。

定型版本确定后，工部启动批量生产（计划造五十把量天尺，含五把备用），王显从 “工匠分工、物料保障、进度规划” 三方面统筹，确保 “二月初五前完工，按时交付汉官”—— 既要赶进度，又不能降质量，这场批量生产，考验着工部的协同能力。

王显将三十名汉匠、十名草原铜工分为五组，每组 “六名汉匠 + 两名铜工”，每组负责十把尺，设 “组长”（汉匠、铜工各一名）协调：汉匠分 “锯木匠（1 名，负责锯木坯）、打磨匠（2 名，负责粗磨、细磨）、刻度匠（2 名，负责画刻度、填墨）、校准匠（1 名，负责工序校准）”；草原铜工分 “雕纹匠（1 名，负责雕虎首、牧草纹）、铜嵌匠（1 名，负责嵌铜、磨铜）”。分工后，每组 “每日可造两把尺”，效率比首件试造时提升三倍。

张木按 “五十把尺” 的需求，备足 “榆木坯六十根（含十根备用）、黄铜五百斤（每把尺用铜十斤）、和田玉五十块（每块雕一玉坠）、北境黑石一百颗（每把尺用两颗，备用五十颗）”，物料分 “每日领用”—— 每组每日领 “榆木坯两根、铜二十斤、玉两块、黑石四颗”，避免积压浪费。他还在工坊旁设 “物料临时库”，派两人看管，“工匠随用随领，不用跑远路，节省时间”。

王显制定 “五日进度表”：二月初一至初二，完成 “锯木、打磨、画刻度”；二月初三至初四，完成 “雕纹饰、嵌铜、填墨”；二月初五上午，完成 “涂蜡、校准、验收”；下午 “打包、贴标识”。每日酉时，各组组长向王显报进度，“若某组进度落后，从进度快的组调一名工匠支援”。二月初三，第三组雕纹饰进度慢，王显调第一组铜工帖木格支援，两日后顺利赶上进度，“互帮互助，才能按时完工”。

批量生产中，王显 “每两小时抽查一次”，每组随机抽一把半成品，检查 “刻度精度、纹饰对齐、铜嵌牢固度”。二月初二，抽查发现第一组 “刻度间距不均”，王显立刻让李泉 “重新培训该组刻度匠”，并将已刻的五把尺 “全部返工”。他强调：“批量生产最易‘马虎’，抽查就是要及时发现问题，别等全做完了再改，更费功夫。”

完工的量天尺，需 “统一标识”：在尺首虎首下方刻 “编号”（从一到五十），在尺尾刻 “至元四十六年工部造” 与 “验” 字；再用 “羊毛布包裹”，放入 “特制木盒（每盒放两把尺，盒内铺羊毛防碰撞）”，木盒外贴 “量天尺 xx 号” 标签。成品存放在 “工部干燥库”，库内放 “石灰包” 防潮，派四名士兵看守，“防止被盗或损坏”，确保交付时 “每把尺都完好无损”。

十、交付前的最终核验：从 “工部自验” 到 “萧虎亲验” 的权威确认

批量生产完成后，量天尺并非直接交付 —— 需先经工部内部 “全面复验”，再由萧虎 “亲验关键指标”，确保 “每一把都符合设计要求、承载元廷权威”。这场核验，既是对工部造尺成果的检验，更是为 “汉官带尺入草原” 赋予 “中央认可” 的最终背书。

王显组织 “全员复验”—— 五组工匠交叉验收（第一组验第二组，第二组验第三组，依此类推），每组查 “精度、纹饰、手感、标识” 四项：用标准木杆量精度（误差超一分不合格），用纹饰样板比对（虎首、牧草纹不符不合格），试握查手感（硌手、打滑不合格），核对标识（编号、验字不全不合格）。复验后，仅两把尺 “刻度误差一分半”，返工后全部合格，王显松了口气：“咱们这关过了，才能送将军亲验。”

二十把量天尺（首批交付汉官用）送至白虎殿，萧虎亲验三项核心指标：一是 “精度”—— 取三把尺量 “三丈长的红绸”，误差均在一分内，“汉地官尺的精度，果然没丢”；二是 “纹饰”—— 看虎首是否 “威严有神”，牧草纹是否 “对齐刻度”，“虎首雕得好，草原部落见了会敬畏”；三是 “手感”—— 亲自握尺试量，“握痕舒服，不硌手，汉官带在草原用，不会累”。验完后，萧虎在每把尺的虎首下方刻 “萧” 字，“有朕的字，这尺便是元廷的信物，诸王不敢轻视。”

耶律楚材协助核对 “量天尺编号与档案”—— 每把尺的编号（一至二十）需与《量天尺交付档案》中的 “工匠、验收人、材质” 信息对应，确保 “一把尺一份档案，可追溯”。他还检查 “双语标识”：汉文刻度是否 “清晰无错字”，蒙古文标识是否 “拼写正确”，“双语标识不能错，不然草原部落会误解，汉官也难解释。” 核对无误后，耶律楚材在档案上签字：“量天尺者，量地合道，治世之器也。”

五把备用尺，除 “编号为五十一至五十五” 外，还需 “额外加固”—— 尺身多嵌一根铜丝，虎首铜嵌处多涂一层羊油，“备用尺是应急用的，需更耐用”。备用尺存放在 “中都驿站物资库”，与《备用尺领用规则》一同存放，规则规定 “汉官需凭‘丈量官令牌’领用，用后需归还，损坏需说明原因”。王显道：“备用尺虽不用立刻交付，却要做好准备，万一草原上尺坏了，能及时补上。”

二月初五傍晚，工部在中都驿站设 “量天尺交付仪式”—— 二十把量天尺整齐摆放在案上，每把尺旁放 “对应的档案”，汉官代表王吏、周彬身着蓝色吏袍，恭敬站立。王显将第一把尺（编号一）交给王吏：“这把尺，是工部五十名工匠的心血，更是元廷治草原的诚意，你们带它入草原，要‘量准每一寸草场，不负中央所托’。” 王吏接过尺，木盒入手沉甸甸，似载着 “元廷权威、工匠心血、草原民心” 三重重量 —— 虎形量天尺，终于 ready 踏上入草原的征程。

（至元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汉官们带着量天尺，随虎卫一同北上，尺身的虎首在阳光下泛着铜光，牧草纹似在诉说 “公平分配” 的治世理念。而中都工部工坊内，王显仍在整理《量天尺造尺录》，将设计、试造、生产的每一步都详细记录，“待日后草原平定，这造尺的故事，也该写入《元史》，让后人知元廷治草原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