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6章 量尺定规

1006 章：量尺定规（至元四十六年春量天尺‘一尺量三丈草场、一印记百匹战马’管控标准敲定）（至元四十六年春二月初八?中都白虎殿议事厅 / 北境弘吉剌部试点草场 / 中都军牧营地 / 工部工坊）

萧虎召集 “治世核心、工匠代表、汉官与草原吏员” 齐聚白虎殿议事厅，核心议题便是敲定量天尺的具体功能 —— 此前因 “量尺无统一功能标准”，汉官与草原吏员在试点丈量中常生分歧，诸王也借机推诿超限责任。此次功能敲定，既是解决当前实务难题，更是将 “草场与战马管控” 从 “临时举措” 固化为 “长期制度”，为元廷统御草原奠定规则基础。

汉官周彬率先汇报弘吉剌部试点困境 —— 正月底用未定型量天尺丈量时，因 “一尺对应草场长度未明确”，汉官按汉地 “一尺量一丈” 核算，草原吏员却按草原旧俗 “一尺量两丈” 计数，同一片草场量出 “可养马数相差两倍”；战马计数也因 “无统一印记标准”，阿里不哥部私将 “印记战马混入未印记群”，瞒报超限马百匹。周彬递上《试点问题册》，附 “两种丈量结果对比图”：“若不敲定功能标准，后续丈量只会更乱，诸王更易钻空子。”

刘七（白虎堂统领）补充诸王动态 —— 阿里不哥已暗中联络也速蒙哥，称 “量尺功能不明，元廷定不出准数”，煽动 “若元廷强量，便联合拒认”；合丹虽表面配合，却在营地 “增建马厩，暗养战马”，细作传回的《马群计数册》显示其 “实际马数比上报多八百匹”。刘七将密信副本呈给萧虎：“诸王在等咱们功能定不下来，好继续超限，此时必须快定、定死，断他们的借口。”

耶律楚材指出 “功能标准非仅为丈量，更是立规”—— 此前草原治理 “无统一尺度”，诸王 “各执一词”，元廷政令难落地；若定 “一尺量三丈、一印记百匹”，既能 “让汉官有准可依，草原吏员有规可循”，更能 “将草场与战马管控纳入中央制度”，后续再推 “编户、赋税” 便有基础。他引用《周礼?地官》中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古之治地必用量，今治草原亦当如此，标准立则秩序生。”

李泉（汉匠）与帖木格（草原铜工）也提出建议 —— 李泉认为 “量尺功能需与材质适配”，榆木尺身若定 “一尺量三丈”，需在尺身加 “防滑握痕”，避免丈量时偏移；帖木格则担心 “印记若不统一，草原部落难认”，建议 “用虎首印，既显元廷权威，又易辨识”。两人还带来 “功能草案”，上面画着量尺刻度与印记草图，“咱们工匠造尺，得知道功能才能做细，不然造出来也用不了。”

萧虎听完各方汇报，指尖轻叩案上的量天尺小样：“功能标准要守两个原则 —— 一要‘实’，符合草原草场与战马实际；二要‘硬’，定了就不能改，诸王再想抵赖也没辙。” 他看向耶律楚材：“你牵头，联合李泉、周彬、帖木格，三日之内拿出功能细则，咱们再议，务必让这把尺，既能量草场，又能管战马，更能立元廷的规矩。” 众人齐声应诺，功能敲定的筹备工作当日便启动。

“一尺量三丈” 并非主观设定，而是基于元代北境草场 “牧草产量、马匹食草量、地形适配” 的科学测算，经李泉、耶律楚材团队与草原吏员联合实地验证，确保 “一尺对应三丈草场” 既符合汉地度量衡规范，又能精准匹配草原 “每匹马可养草场” 的实际需求。

李泉取来 “至元官尺” 与《北境草场勘测册》（正月由北境林场与草原忠顺部落联合勘测），展开测算：元代官尺一尺合 31.68 厘米，三丈便是 9.504 米；按《农桑辑要》记载，北境春季每三丈草场 “可产鲜草五十斤”，而成年战马日均食草三斤，“每三丈草场可养一匹马十日，若按年算，需预留轮换草场，故定‘每三丈草场对应一匹马的基础额度’”。他用算筹在桑皮纸上列公式：“三丈草 / 匹 x 万匹 = 三万丈草场，正好适配诸王‘万匹’限额。”

帖木格带来弘吉剌部长老博尔济的 “草场实测记录”—— 正月廿至廿五，博尔济率部民在夏牧场选 “十块三丈见方的草场”，每日记录牧草生长量与马群食草量：第一块草场养一匹马，十日仅消耗 “三成牧草”，剩余可留作再生；若养两匹，五日便食尽，草场需休牧两月。博尔济在记录上画 “牧草枯荣图”，“草原人靠经验也知，三丈草养一匹才够，多了草就死了，来年没的吃。” 这份实测，印证了李泉的测算。

耶律楚材团队考虑到 “草原非全是平地”，按地形分 “平地、坡地、洼地” 设定调整系数：平地 “一尺量三丈，按标准算”；坡地（坡度超二十度）因 “牧草生长稀疏”，需 “一尺量两丈五”（折合约 7.92 米），对应 “可养马数减一成”；洼地因 “易积水，牧草易腐”，需 “一尺量三丈五”（约 11.09 米），对应 “可养马数减两成”。周彬补充：“咱们在弘吉剌部洼地试点时，三丈草养一匹马，半月就剩枯草，按三丈五算才正好。”

为让 “一尺量三丈” 落地，李泉在量天尺上做 “功能刻度”—— 正面每尺刻 “三丈” 汉文标识，旁注 “可养马一匹”；背面每三丈刻 “一丛三叶草纹”，草原吏员 “见草纹便知是一匹马的草场”；尺身中间握痕处刻 “调” 字，遇地形差异时，汉官可按 “调” 字提示调整长度。帖木格还在 “三丈” 刻度处嵌 “黄铜点”，“铜点耐磨，量久了也不会看不清，草原风沙大，这点很重要。”

团队在中都郊外草原做 “最终核验”—— 选平地、坡地、洼地各一块，用定型量天尺丈量：平地三丈养一匹马，十日牧草剩余七成；坡地两丈五养一匹，剩余六成；洼地三丈五养一匹，剩余五成，均符合 “可持续放牧” 标准。耶律楚材将核验数据汇总成《量尺功能测算册》，附 “地形调整表”，呈给萧虎：“数据可依，实地可验，‘一尺量三丈’的标准能定。”

功能标准定后，需细化 “一尺量三丈” 的操作规范 —— 明确 “谁来量、怎么量、遇到问题怎么办”，既要让汉官用得熟练，也要让草原吏员听得懂、能配合，避免因操作差异导致管控失效。

每支丈量队按 “汉官主量、草原吏员主认、忠顺骑士主辅” 分工：汉官持量天尺，按 “一尺对三丈” 核计长度，记录 “可养马数”；草原吏员指认 “传统草场边界”，区分 “平地 / 坡地 / 洼地”，报调整系数；忠顺骑士负责 “插界碑、驱离干扰马群”，界碑上刻 “三丈草 / 一匹马” 与元廷虎首。周彬在弘吉剌部试点时，汉官量完，草原吏员立刻报 “这是洼地，按三丈五算”，骑士插好界碑，“一套流程下来，半个时辰量完一片草场，比之前快多了。”

平地丈量分五步：第一步 “定起点”—— 汉官与草原吏员共同确认草场边界，插 “起点界碑”（刻虎首）；第二步 “量尺定位”—— 汉官双手握量天尺，前端对齐起点界碑，后端用石灰画 “临时标记”；第三步 “计数记录”—— 每量三丈，草原吏员在界碑上刻 “三叶草纹”，汉官在《丈量册》上记 “可养马一匹”；第四步 “复量核验”—— 量完后，反向复量一次，误差超一分便重新量；第五步 “公示结果”—— 在起点界碑旁贴 “丈量结果榜”，蒙汉双语写 “草场长度 xx 丈，可养马 xx 匹”。

遇坡地时，先由草原吏员 “用‘坡度木’（刻有角度的木片）测坡度”，超二十度便按 “一尺量两丈五” 调整：汉官量出三丈，草原吏员按系数折算 “实际可算两丈五，可养马一匹”，界碑上刻 “坡” 字；遇洼地时，测 “积水深度”（超三寸便按洼地算），按 “一尺量三丈五” 调整，界碑刻 “洼” 字。李泉还设计 “调整木牌”（分 “坡”“洼” 两种），丈量时挂在量天尺上，“提醒汉官别忘调整，也让草原部落看明白为何少算。”

若遇 “诸王与中小部落争草场”，按 “先认传承、再量面积” 处置：草原吏员需提供 “三代内草场使用凭证”（如旧界碑、长老证言），有凭证便确权给原使用者，按标准量；无凭证则 “按实际使用者量，多占部分收归元廷，分给无草场部落”。耶律楚材举例：“阿里不哥占弘吉剌部的冬牧场，无传承凭证，量出五千丈，按标准可养马一千六百匹，超限额的便收编，既公平又合规。”

若量天尺在丈量中损坏（如刻度磨损、尺身断裂），汉官需 “立刻停止丈量，派骑士赴最近物资中转站领取备用尺”，同时 “将损坏尺收好，后续交工部核验”；若暂无备用尺，可 “用‘测绳’（按三丈标准标记）临时替代”，测绳上每三丈系 “羊毛结”，对应 “可养马一匹”。帖木格还教骑士 “用草原‘步量法’辅助”（成年骑士一步五尺，六步三丈），“虽不如量尺准，但应急够用，不会耽误丈量。”

“一印记百匹战马” 的核心是通过 “元廷专属虎首印”，将每百匹战马归为 “一个管控单元”，既便于计数，又能通过印记追溯战马归属，防止诸王私藏超限马群。印记设计需兼顾 “权威识别、耐磨防仿、草原认同”，由帖木格主导，李泉协同，融入元廷标识与草原工艺。

帖木格设计 “铜制虎首印”—— 印面三寸见方，刻 “元廷军牧” 汉文与蒙古文，中央是 “虎首”（与量天尺虎首同源，显元廷统一权威），虎首下方刻 “百匹” 二字，代表 “一印记对应百匹战马”。印柄长五寸，缠羊皮防滑，印身刻 “至元四十六年工部造” 标识，防止私刻。他解释：“草原人认虎为强，虎首印一看就知是大朝（元廷）的，不敢私仿；刻‘百匹’，吏员一看印记数就知马群多少，不用逐匹数。”

为让印记在草原风沙中耐用，帖木格选用 “草原黄铜”（含锡三成，熔点低且坚硬），经 “三次熔炼” 去除杂质；印面 “深刻三分”，确保烙印时 “纹理清晰，不易磨损”；印柄用 “北境硬木”（榆木），涂草原羊油防潮。李泉还在印身加 “暗纹”（细铜丝嵌的虎纹），“若有私仿，一看暗纹便知，防诸王造假。” 试印时，用 “红泥（草原红土与桐油混合）” 在马臀烙印，经 “日晒、雨淋” 测试，半月后印记仍清晰。

印记统一烙在 “战马左臀”（草原以左为尊，左臀显眼且不影响战马奔跑），操作分三步：第一步 “分群”—— 骑士将战马按 “百匹一组” 驱入 “分马栏”（木杆搭建，每栏容百匹）；第二步 “验马”—— 汉官检查战马是否 “健康无病”，病马不烙印，归入 “待治栏”；第三步 “烙印”—— 帖木格训练的 “印匠” 持虎首印，用炭火加热至 “微红”（避免烫伤马），快速烙在马臀，每烙完一组，在《战马印记册》上记 “印记数 x 百匹”。

“一印记百匹” 对应 “诸王万匹限额”—— 万匹战马需 “百个印记”，若诸王马群超万匹，多出来的 “无印记战马” 便为 “超限马群”，元廷可直接收编；若印记数与实际马数不符（如印记百匹却少马），需 “追查印匠与骑士责任”，防止 “私卖战马”。那拉珠尔补充：“虎卫在巡查时，只需数马臀印记，再抽查几组实际马数，便知诸王是否超限，比逐匹数快十倍。”

为防诸王 “私刻虎首印”，元廷实行 “印信管控”—— 虎首印由 “中都军牧司统一保管”，每支丈量队领印时需 “凭萧虎签发的‘印信令牌’”，使用后需 “交还军牧司，核对印记使用记录”；印面暗纹 “每月微调一处”（如虎首胡须数量），只有白虎堂细作知晓，私仿者难跟上。刘七道：“若发现私印，细作一看暗纹便知，再顺藤摸瓜查源头，诸王想造假也难。”

“一印记百匹” 需通过规范的操作流程落地，确保 “每匹印记战马都可溯源、每百匹都对应限额”，流程设计需兼顾 “草原牧马习惯、汉官记录规范、虎卫监督机制”，避免操作漏洞被诸王利用。

骑士按 “草原牧马习惯” 分群 —— 清晨战马出圈时，用 “分马旗”（红、黄、蓝三色，每色对应百匹）引导，红色旗引第一群，黄色第二群，依此类推；分马栏设 “计数口”（仅容一马通过），骑士在旁计数，数满百匹便放下木闸，将群马赶入 “待烙印栏”。博尔济长老教骑士 “用草原‘呼哨’分群”（不同音调的哨声对应不同马群），“马听熟了哨声，不用赶也会归群，比硬拦省事。”

汉官与草原吏员共同核验待烙印战马 —— 一是 “查健康”：看战马 “毛色光亮、无跛脚”，病马挑出，由兽医诊治，痊愈后再烙印；二是 “查归属”：看战马是否 “有旧印记”（若有，需核对旧记录，防止重复烙印）；三是 “查年龄”：按 “马齿” 判断年龄（三岁以上成年马才烙印，未成年马归入 “待长栏”）。周彬道：“阿里不哥部曾想把病马混进去，被咱们查出来了，病马烙印后活不久，是浪费草场。”

印匠烙计时需 “三人协作”—— 一人持印（确保印面平整），一人扶马（防止战马挣扎），一人记录（在《战马印记册》上写 “印记号、烙印日期、马群编号”）；烙印温度 “以‘印纸测试’为准”（将印按在桑皮纸上，能留下清晰印记且不烧纸，便是合适温度）；烙完后，用 “草原草药膏”（薄荷与羊油混合）涂抹印记处，防止感染。帖木格示范时，印匠按错温度，印纸烧黑，他立刻纠正：“温度高了会烫伤马，后续马会躁动，必须按标准来。”

每烙印完一群战马，需 “三重记录”：汉官在《丈量册》上记 “印记数 x 百匹”，草原吏员在《部落马册》上签蒙古文确认，虎卫监督官在《监督册》上画 “虎首” 标识；三份记录 “每日汇总”，由快马送中都军牧司，军牧司再与 “诸王限额” 比对，超限额的立刻通报白虎堂。张谦还设计 “印记台账”，将 “印记号与马群编号” 对应，“日后查战马去向，一查台账便知，不会乱。”

若诸王马群超限额，超限部分 “不烙印，直接收编”—— 虎卫将超限战马赶入 “军牧栏”，烙 “军牧专属印记”（虎首旁加 “军” 字），归入元廷军牧；若诸王 “主动交超限马”，可 “按每百匹‘五斗青稞’的标准给补贴”，交马时需 “配合烙印核验”。那拉珠尔道：“上次合丹主动交八百匹，咱们烙了八个军牧印，给了他四石青稞，他还挺满意，比强收好。”

功能标准敲定过程中，汉官、草原领主、诸王使者均有异议 —— 汉官担心 “草原地形复杂，标准难落地”，草原领主怕 “印记影响战马价值”，诸王使者则 “暗中反对限额”。萧虎与耶律楚材通过 “数据说服、利益平衡、权威施压”，最终达成共识。

汉官王石提出 “坡地洼地调整系数难记，恐出差错”，耶律楚材便让李泉制作 “地形系数木牌”—— 每块木牌刻 “坡 / 洼” 字与对应系数（坡地 “一尺量两丈五”、洼地 “一尺量三丈五”），丈量时挂在量天尺上，“一看木牌就知怎么调，不用死记”；还编 “系数口诀”（“坡减一，洼减二，平地按三算”），教汉官与草原吏员传唱。王石学后道：“有木牌和口诀，再复杂的地形也不怕错了。”

弘吉剌部领主帖木儿担心 “战马烙印后，私卖时买家嫌有印，不值钱”，萧虎便承诺 “元廷设‘战马互市’，印记战马可‘按市价加一成’卖给军牧”，且 “印记战马可优先用于元廷边防，骑士有粮饷”。他举例：“你部若有印记战马百匹，卖给军牧，可比私卖多赚二十匹布，还不用担超限的风险。” 帖木儿听完，当即表示 “愿配合烙印，让部民多赚些粮票”。

阿里不哥的使者脱脱反对 “一尺量三丈对应万匹限额”，称 “草原草场今年丰茂，该多养马”，耶律楚材便拿出《北境草场退化册》—— 上面记录 “至元四十五年因超限，呼伦贝尔草场退化三成，部民逃荒三千人”，还有 “逃荒部民的手印证词”。萧虎道：“今年丰茂，明年若灾荒，超限马群只会饿死，限额是为草原长久，不是害你们。” 脱脱被怼得无言，只好暂退。

李泉提出 “量尺三丈刻度处易磨损，需加固”，帖木格便在该位置 “嵌黄铜条”，比木刻度耐磨十倍；帖木格担心 “烙印红泥易干，草原缺水难调”，张谦便建议 “用‘羊油红泥’（红泥加羊油，不易干）”，还在各驿站储备 “预制红泥罐”，随用随取。这些建议均被采纳，功能标准更贴合实际。

萧虎召开 “功能标准确认会”，汉官、草原领主、工匠、虎卫代表均参会。耶律楚材宣读《量天尺功能标准册》，涵盖 “一尺量三丈” 的测算依据、操作流程、调整系数，“一印记百匹” 的印记设计、操作规范、限额对应；各方代表逐一表态，均无异议。萧虎最后道：“这标准，是元廷与草原的共识，定了就照此执行，谁也不能改。” 众人签字确认，《标准册》加盖元廷印，正式生效。

功能标准需配套制度保障落地，包括 “量尺与印记的管理、操作培训、监督问责”，确保 “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人负责”，防止 “标准空转”，由耶律楚材牵头，联合张谦、刘七、那拉珠尔制定配套细则。

量天尺由 “汉官专人保管”，每日使用前 “校准一次”（用标准木杆），使用后 “擦拭干净，放入木盒”；虎首印由 “军牧司专人保管”，领用需 “凭印信令牌 + 使用申请”，使用后 “核对印记数量与记录”，缺一不可。若 “量尺丢失、印记私用”，责任人 “汉官降职、印匠抄家”，如汉官周彬道：“上次有个小吏弄丢量尺，直接被派去北境驿站当驿卒，没人敢马虎。”

汉官需 “通过‘地形测算、量尺使用’考核”，合格者发 “丈量官令牌”；草原吏员需 “通过‘系数记忆、印记识别’考核”，合格者发 “协作令牌”；印匠需 “通过‘温度把控、烙印规范’考核”，合格者发 “印匠令牌”。培训教材用 “图文册”（桑皮纸画量尺刻度、印记流程），由李泉与帖木格编写，每月考核一次，不合格者 “重新培训，直至合格”。

白虎堂派 “细作随队监督”（伪装成伙夫、马夫），每日记录 “丈量是否按标准、烙印是否合规、记录是否真实”；虎卫派 “巡查队”（每十日巡查一次各丈量点），抽查 “量尺精度、印记数量与实际马数是否一致”；中都军牧司 “每月核对各地记录”，若发现 “数据不符”，立刻派 “核查组” 赴实地核验。刘七道：“细作与巡查队双管齐下，诸王想瞒报也难。”

若汉官 “量尺不校准、故意多量 / 少量”，“降职一级，罚粮百石”；草原吏员 “隐瞒地形、协助诸王超限”，“罚羊五十只，取消协作资格”；诸王 “私刻印记、瞒报超限马群”，“暂夺半数岁赐，超限马群全收编”；印匠 “私用印记、温度不当烫伤马”，“杖二十，取消印匠资格”。萧虎强调：“问责要严，才能让标准落地，不然定了也白定。”

张谦的物资局负责 “量尺、印记、红泥、木牌” 的供应 —— 量尺每月 “补充五把备用”，印记每季度 “检修一次”，红泥 “每驿站储备百罐”，木牌 “每丈量队发十块”；还在 “呼伦贝尔、克鲁伦河、杭爱山” 设 “功能物资站”，专门提供 “量尺维修、印记更换、红泥调配” 服务，确保 “操作不缺物资，标准不打折扣”。

功能标准先在弘吉剌部（忠顺部落）试点，验证 “一尺量三丈、一印记百匹” 的可行性，解决试点中暴露的问题，再逐步推广至蒙古故地其他部落，确保 “推广稳、落地实”，由周彬与帖木儿牵头试点，耶律楚材全程指导。

周彬率十支丈量队赴弘吉剌部，携带 “量天尺二十把、虎首印五枚、红泥百罐、地形木牌五十块”；帖木儿提前 “召集部落吏员与部民”，宣讲 “功能标准的好处”（如 “按标准量，中小部落有草场；烙印战马能卖好价”）；还选 “十块代表性草场”（平地三块、坡地四块、洼地三块），作为试点丈量区，“先易后难，让大家慢慢适应”。

试点先从平地草场开始 —— 汉官用量天尺量出 “三千丈”，草原吏员按标准算 “可养马千匹”，骑士插界碑刻 “三叶草纹”；战马分群时，用呼哨引导，百匹一群，印匠烙印，半天便完成 “千匹战马烙印”。部民巴图看着印记战马道：“有大朝的印，以后卖马不用怕被坑，好！” 试点首日便完成 “五千丈草场丈量、五千匹战马烙印”，无任何异议。

试点坡地时，汉官误将 “二十度坡” 按 “平地” 算，多量了五百丈，草原吏员立刻指出：“这坡超二十度，该按两丈五算。” 周彬当即让重新丈量，调整后 “可养马数减百匹”；试点洼地时，红泥太干，印匠难烙印，张谦派来的物资队立刻送来 “羊油红泥”，问题很快解决。耶律楚材得知后，让周彬 “把这些问题写入《试点手册》，推广时提醒其他队”。

弘吉剌部试点结束，共丈量草场 “五万丈，可养马一万六千匹”，烙印战马 “一万匹（诸王限额内）”，超限六千匹 “收编为军牧，给补贴三千石青稞”。帖木儿召集部民开会，展示 “丈量结果榜” 与 “补贴粮票”：“按标准来，咱们有草场、有粮票，比之前争草场强多了！” 部民们欢呼雀跃，纷纷表示 “愿配合后续推广”。

耶律楚材根据试点成果，制定 “蒙古故地推广计划”：二月廿至三月初十，推广至 “忠顺部落”（如弘吉剌部、兀良哈部）；三月十一至三月三十，推广至 “中立部落”（如别里古台部）；四月初一至四月二十，推广至 “超限诸王部落”（如阿里不哥部、也速蒙哥部）。每推广一地，先 “培训吏员”，再 “试点一片草场”，最后 “全面铺开”，确保 “不急躁、不跑偏”。

“一尺量三丈、一印记百匹” 的功能标准，看似是 “丈量与烙印的技术规范”，实则是萧虎与耶律楚材 “以工具为载体、以标准为手段” 的集权谋略 —— 通过统一尺度与印记，将草原 “草场资源、战马数量” 纳入中央管控，削弱诸王对核心资源的掌控，为后续削藩铺路。

此前草原草场 “由诸王自主划分”，元廷仅 “松散监管”，诸王可 “随意扩张”；定 “一尺量三丈” 后，元廷通过 “标准丈量”，首次 “摸清蒙古故地草场的实际面积与承载力”，诸王 “多占一寸草场、多养一匹马” 都需按标准核算，再难 “暗箱操作”。耶律楚材道：“草场是草原的根，咱们掌了草场标准，就掌了草原的治世权。”

战马是草原的 “军事核心资源”，诸王 “私养战马” 是割据隐患；“一印记百匹” 通过 “元廷专属印记”，将战马 “分为‘限额内（诸王管）’与‘超限（中央管）’”，既 “给诸王留生路”，又 “掌控超限战马（归入军牧）”，削弱诸王的军事潜力。那拉珠尔道：“之前诸王战马多少全凭他们说，现在一看印记就知，想藏也藏不住，军权慢慢就归中央了。”

功能标准对 “忠顺部落” 与 “超限诸王” 区别对待 —— 忠顺部落 “按标准量，给补贴、保草场”，如弘吉剌部获 “额外五百丈草场”；超限诸王 “按标准收编超限马，暂夺岁赐”，如阿里不哥若不配合，“超限马全收，还削百里草场”。这种 “差异化对待”，让诸王 “见忠顺者获利、抗命者受损”，逐渐 “从联合抗命转为主动配合”，瓦解其 “超限联盟”。

功能标准要求 “汉官量尺 + 草原吏员认地形”“汉官记录 + 草原吏员确认”，迫使双方 “必须协作才能完成工作”—— 汉官需依赖草原吏员的地形经验，草原吏员需依赖汉官的量尺技术，形成 “相互依赖、相互监督” 的关系，避免 “一方独大”。萧虎道：“他们绑在一起，才能替中央做事，不会被诸王收买。”

功能标准是 “草原治世制度的第一步”—— 后续元廷可基于 “草场丈量数据” 推 “草原赋税制”（按可养马数收税），基于 “战马印记记录” 推 “草原兵役制”（按印记数派骑士），逐步将草原 “纳入与中原统一的治世体系”。耶律楚材道：“今日定量尺与印记标准，明日便能定赋税、兵役标准，草原与中原的治世才能真正统一。”

萧虎在白虎殿举行 “量天尺功能标准最终确认仪式”，汉官、草原领主、工匠、虎卫代表共同见证，《量天尺功能标准册》正式颁发，标志着 “一尺量三丈草场、一印记百匹战马” 成为元廷管控蒙古故地的官方标准。这一标准的落地，不仅解决了当前草场与战马管控难题，更成为元代草原治理从 “部落自治” 走向 “中央集权” 的关键里程碑。

最终确认仪式的庄重流程：二月十八辰时，白虎殿内摆着 “量天尺、虎首印、《标准册》”，萧虎身着玄色织金虎纹朝服，手持量天尺，对众人道：“这把尺，量的是草场，更是规矩；这枚印，烙的是战马，更是权威。今日定此标准，为的是草原长治久安，为的是元廷大一统。” 随后，他将《标准册》分别交给周彬（汉官代表）、帖木儿（草原领主代表）、李泉（工匠代表）、那拉珠尔（虎卫代表），四人接过册子，躬身承诺：“必按标准执行，不负元廷重托。”

仪式后，《标准册》由工部 “抄录百份”，用蒙汉双语书写，加盖元廷印，分送 “蒙古故地各部落、中都各部门、北境各驿站”；还将 “量尺刻度与印记形制” 刻在 “石碑” 上，立在中都与蒙古故地交界处，“让过往部落与汉官都能看见，知元廷有此标准”。张谦道：“抄录的册子用桑皮纸，防水耐用，石碑用北境青石，能存几十年，标准能传得远、记得牢。”

萧虎对李泉、帖木格、周彬等 “功能标准制定者” 予以表彰 —— 李泉获 “工部巧匠” 称号，赏银五十两；帖木格获 “草原协治” 称号，赏羊百只；周彬获 “实务能吏” 称号，升一级。萧虎道：“你们把‘治世想法’变成‘可用标准’，是元廷的功臣，该赏！” 三人躬身谢恩，工坊与丈量队的士气更盛。

二月下旬，推广至兀良哈部时，该部 “主动按标准丈量草场，交超限马五百匹”，获补贴二百五十石青稞；别里古台部也 “派使者赴中都，请求提前推广”。刘七的情报显示：“阿里不哥部的骑士开始‘偷偷清点马群’，怕后续被收编，诸王的抵触情绪弱了。” 耶律楚材道：“标准刚落地就有成效，后续会更好。”

“一尺量三丈、一印记百匹” 的标准，是元代 “草原治理标准化” 的开端 —— 它首次将汉地度量衡制度与草原军政需求结合，形成 “可操作、可监督、可溯源” 的管控体系，为后续 “岭北行省” 的设立（至元四十八年）奠定基础；更成为 “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治理” 的范本，证明 “中央可通过统一标准，实现对不同地域、不同习俗地区的有效管控”。多年后，蒙古故地的部民仍会对子孙说：“当年大朝（元廷）的量天尺与虎首印，让草原再没争过草场，再没乱过马群。”

至元四十六年二月二十，周彬率丈量队带着确认后的量天尺与虎首印，赴兀良哈部推广。尺身的三丈刻度在阳光下清晰，虎首印的铜面泛着光 —— 这承载着元廷治世标准的工具，正一步步深入蒙古故地，将中央的规矩与权威，刻在每一片草场、烙在每一匹战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