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8章 四国立宪

联邦议会关于政权变更的决议正式生效后的第三周,庆国皇帝朱秩煃在郢都(阿剌罕)的皇宫里召开了御前会议。参会的二十三位大臣中,有一半是世袭贵族,另一半则是近年提拔的工商业代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份《庆国宪法草案》。

“朕意已决。”朱秩煃的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波动,“即日起,庆国实施君主立宪。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由宗室与贵族组成,下院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立法权归议会,行政权由内阁总理执掌,朕保留否决权,但否决需经两院联合复议。”

殿内鸦雀无声。大臣们手里的草案详细列出了权力划分:皇帝的军费审批权被限定在年度预算的15%以内,贵族的世袭领地需缴纳土地税,纺织、制糖等行业的垄断权将逐步开放。这些条款直指庆国维持了三十年的统治根基。

“陛下,”户部尚书,同时也是朱秩煃的表兄,出列反对,“祖宗基业岂能擅动?若议会掌权,资本家离心,国将不国。”

“离心?”朱秩煃翻开另一份文件,上面是韩国政变后庆国境内的罢工记录,“上周陈留的纺织厂停工三天,要求涨薪三成;前天吉利港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货物,只因工头克扣了两成加班费。现在不是他们离不离心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保住他们不效仿韩国。”

他敲了敲草案中的“劳工保护条款”:“下院必须有工人代表,工资标准由议会审定,这不是让步,是止损。”最终,草案以十七票赞成、六票反对获得通过。

同一时间,雍城的秦国皇宫里,朱志邅正将《秦国宪法》的最终版交给内阁。这份文件比庆国的更激进:取消贵族世袭爵位,所有官员由考试选拔。

皇帝的权力仅限于外交礼仪与军队统帅,且军队调动需议会授权;铁矿、煤矿等资源由国家统一开发,收益按比例投入教育与基建。

“朕用三个月时间,看了十七个矿区的账簿。”朱志邅对内阁大臣说,“每个矿区的管事都在虚报产量,中饱私囊。去年出口的铁矿砂,实际数量比账面上少了三成。再不改,秦国的矿藏用不了十年就会被掏空,到时候不用别人来反,自己就垮了。”

秦国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军方。五位世袭将军联名上书,称“议会不懂军务,干预指挥必酿大祸”。朱志邅的回应是直接公布了军费审计结果:过去五年,将军们虚报的军饷足够装备三个新式步兵团。随后,他将这五位将军调往预备役,由军校毕业生接任。

地处爪哇的周国则走了另一条路径。朱子垕没有立刻推出完整宪法,而是先成立“制度改革委员会”,成员包括商人、学者、工匠等非贵族代表。委员会用两个月时间走访了三十个城市,收集到两万多条意见,最终形成的《周国改革大纲》,核心是“权力分层”。

“港口税由议会定,因为商人最清楚行情;水稻种植技术由农会管,官员插不上手;司法案件由陪审团裁决,朕和大臣都不能干涉。”朱子垕在向贵族解释时,用的是最实际的理由,“各司其职,谁也别越界,才能少出乱子。”

周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保留了“君主经济顾问”一职,由皇帝直接任命,负责协调议会与工商界的关系。这一职位既给了皇帝影响经济政策的空间,又避免了直接干预立法,被联邦各国视为“务实的折中”。

地处暹罗的楚国改革启动最晚,却最彻底。朱季埱在公布《楚国宪法》时,同步宣布解散了从立国开始组建的“王室商行”,将其名下的船坞、仓库、种植园全部拍卖,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国债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

“楚国的麻烦不在丹阳湾的贸易,商人赚不到钱,就只能去偷去抢;官员靠关系上位,没人关心治水和修路。现在把权力交出去,不是放弃,是换一种方式守。”

四国的改革消息传到玄中城时,联邦议会正在讨论新的贸易协定。明国代表朱祁钧起初对此颇为警惕,认为“分权会削弱联邦凝聚力”,但看到四国提交的经济预测报告后,态度有所转变。

“看来资本主义的改良,确实有点门道。”朱祁钧在私下对幕僚说,“他们不是在学虞国,是在给自己的制度打补丁。”

朱昭熙对四国立宪的评价则更为客观:“庆国的劳工条款,秦国的资源国有,周国的权力分层,楚国的族群融合,都是针对自身病灶的药方。这些改革没有改变私有制的根基,但确实缓解了矛盾。”

四国的改革成效在半年后开始显现。庆国的罢工次数下降了67%,纺织厂的产量反而提高了12%;秦国的铁矿砂出口量如期增长,税收增加使军校招生规模扩大了一倍。

周国的港口吞吐量突破历史纪录,吸引了更多联邦商船停靠;楚国的稻米产量因治水工程的推进,亩产提高了18%。

这些变化让联邦内的小国松了口气。原本担心“韩国模式”蔓延的各个国家,纷纷派使节前往四国考察,其中六个国家随后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内容多集中在“扩大议会权限”“规范税收”等方面。

联邦议会在年底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庆、秦、周、楚四国的立宪,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备自我调整的能力。通过权力制衡、利益分配改革、吸纳新阶层参与治理等手段,其生命力仍在延续。”

报告同时强调:“这些改革并未消除阶级差异,只是用更规范的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新的调整仍将不可避免。”

对于四国的君主而言,改革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四国立宪的浪潮,成为联邦二十八年下半年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它既不同于韩国、代国的彻底变革,也不同于明国、宁国的渐进调整,而是在保留君主制外壳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系统性修补。

这种修补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当时的联邦各国尚无定论。但至少在短期内,它让四国渡过了危机,也为联邦的制度多样性增添了新的注脚,证明在社会主义浪潮冲击下,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改良,仍能找到存续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