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9章 乐见其成

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大明联邦的政治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松弛。

这种松弛并非源于矛盾的消解，而是源于各国统治阶层对虞国动向的重新判断，当朱昭熙在不其城接连召开劳动国际会议与虞国劳动党二中全会后，那些曾惶惶不可终日的皇帝、资本家和封建庄园主们，终于慢慢回过味来。

最初的恐慌几乎席卷了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明国松京皇宫的御前会议上，朱祁钧曾连续三天追问"虞国是否在策划跨国革命"，户部呈上的密报显示，全国有十七个州的工厂主自发提高了工人工资，理由是"防患于未然"。

宁国的议事会甚至通过了《外资企业保护法案》，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宁国在联邦各国的产业"，其针对的正是虞国推动的国有化浪潮。越国议会则紧急修订了《集会法》，将"未经批准的工人聚集"量刑提高至三年监禁。

连肃、辽、秦、晋等小国的统治者也如临大敌。肃国的庄园主们连夜销毁与雇工签订的不平等契约，辽国王室则突击"恩赐"工人们每周增加半天休息，秦、晋两国的边境关卡甚至开始盘查往来商人携带的书籍，凡印有"劳动集体"等字样的一律没收。

他们恐惧的逻辑很简单：虞国既然能在自己国内清理"投机分子"，就必然会鼓动他国的无产阶级效仿，而一旦革命之火燃起，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

这种恐慌的消解，始于对虞国两份核心文件的解读。当《不其城共识》与《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决议》通过各国间谍网络流传开来后，明国的内阁大臣们发现，文件中反复强调的"初级阶段自愿合作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他们预想中的"革命输出"相去甚远。

让朱祁钧等人松了口气，至少在明面上，虞国并未挑战联邦宪章规定的"宗室统治权"，他的这个姐姐总喜欢搞出一些大事来，让整个世界都惶惶不安，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当中，他的姐姐朱昭熙永远是最显眼的那一个。

宁国的资本家们则从技术共享清单里看出了门道。虞国与韩国、代国合作的纺织技术标准化、农业育种交流等项目，均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宁国在联邦各国的产业并未采取直接冲击。

更重要的是，虞国在劳动国际中明确"不强制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党组织"，这意味着宁国的工厂暂时无需担心内部被渗透。一位参与起草《外资保护法案》的议员在私下坦言："他们现在忙着清理自己阵营的门户，暂时顾不上我们。"

越国的朱祁锂在议会辩论中，将这份判断转化为政策调整。他撤回了《集会法》的修订案，转而要求各省"提高工人福利，消除明显剥削"。

统计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越国纺织工人的工资仅为虞国同岗位的六成，且没有医疗保障，这种差距才是工人向往虞国的根源。

"与其严防死守，不如让他们觉得'我们这里也不差'"，这条思路很快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效仿，洪州共和国的工厂开始实行"每周一天休息制"，扬国的矿主们为井下工人配备了安全灯，连最保守的辽国也规定"工人们每周至少能获得两斤口粮"。

当恐慌褪去，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开始在非社会主义国家蔓延。他们冷眼旁观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变化：越系十国的皇室成员在清理"投机分子"时互相攻讦，南武洲六国的劳动党"总裁"们不得不公开财产清单。

韩国的朱征钊为平息基层不满，被迫将皇室成员的"技术分红"从15%降至5%。这些乱象让明国的大臣们在朝堂上嘲讽："想扯社会主义的虎皮做大旗，就得先尝尝被虎皮勒住脖子的滋味。"

宁国的商业报纸更是直白地评论："越系十国以为投靠虞国就能捞好处，却不知朱昭熙要的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容不得半点封建残余。他们那些皇室持股、特权配给，在虞国的标准下全是该清理的'投机行为'，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这种评论背后的逻辑很清晰：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分化，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乐见其成的事。

更让他们安心的是，虞国的清理行动非但没有引发"革命浪潮"，反而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韩国纺织厂的工人开始对比自己与虞国同行的工资单，代国的农民要求按"劳动积分"重新分配粮食，楚吴国的矿工们举着《不其城共识》，要求罢免那些把集体矿山承包给亲戚的党员干部。

这些诉求不再指向"推翻朱氏统治"，而是聚焦于"落实社会主义原则"，这意味着矛盾被限制在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他们给自己树起了更高的标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够不着了。"明国的一位老臣在给朱祁钧的奏折中写道，"虞国越是强调'纯洁性'，那些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就越难自圆其说，其内部的矛盾只会越尖锐。"

这种判断得到了事实印证，南武洲六国的劳动党代表在劳动国际会议后，回国就发起了"反特权运动"，与坚持皇室掌控权的总统府形成对峙，楚吴国甚至爆发了小规模的罢工，要求按虞国标准修改党章。

在确认虞国暂时"无暇外顾"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开始暗中串联。明国、宁国、越国、扬国的秘密代表在洪州共和国的港口城市召开了三次会议，核心议题是"如何抵制社会主义思想渗透"。他们达成的共识远比劳动国际的合作清单具体：

在舆论层面，各国报纸统一将社会主义描述为"适合虞国国情的特殊制度"，强调其"与联邦传统不符"，同时宣传"资本主义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尤其突出"保护私有财产"与"个人自由"。

在经济层面，他们决定"适度提高无产阶级待遇"，但严格限制在"不触动剥削本质"的范围内。明国规定"工人最高工资不得超过资本家利润的十分之一"。

宁国的工厂主们发明了"绩效奖金"，表面上工资涨了三成，实则通过提高考核标准让多数人拿不到足额奖金。这些措施的目的很明确：让工人"过得下去"，但绝不能"过得好到想改变制度"。